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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主席赫爾曼∙帕辛格教授

發布時間:2019-10-30 15:03:47 已有: 人閱讀

  多人。舉世聞名的柏林博物館島五大博物館,只是基金會版圖中很小的一部分。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的實力如此雄厚,卻很少為公眾所知。即使在德國,很多人也沒有聽過它的名字,或者不清楚它到底是何方神圣。

  藝術中國特約記者賈曉棟,帶大家走進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專訪基金會主席赫爾曼∙帕辛格教授(Prof. Dr. Hermann Parzinger)。

  我們先回溯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如何處理數百萬件由普魯士王國和普魯士自由邦(注:普魯士自由邦是基于“魏瑪憲法”成立的德國的一個邦,領土為原普魯士王國的疆域)歷經兩個半世紀收集的文化遺產,包括各種建筑,歷史文獻和藝術品,成了德國政府亟需解決的問題。1949年5月23日,聯邦德國通過了新憲法,憲法第135章為德國戰后各州因疆界重劃導致的財產重新劃分提供了憲法依據,其中第四條規定“在聯邦政府至高利益或者聯邦州的特殊利益需要訴求時,可出臺相應法律進行安排”。1957年7月25日,聯邦德國基于憲法135(4)條通過法律解決普魯士自由邦之文化遺產的問題,決定將境內所有原屬于普魯士自由邦的文化遺產之所有權和管理權交給新成立的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961年9月25日,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開始運作,總部設在西柏林,首任主席是時任聯邦德國國務秘書的漢斯-吉奧格∙沃密特(Hans-Georg Wormit)。1974年,聯邦德國政府以及當時西德的11個聯邦州決定聯合為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提供運作資金。

  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條約》授權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集中并統一管理德國境內的普魯士文化遺產。到1992年1月1日,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完成了東西柏林所轄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合并工作,形成五大事業版圖:柏林國家博物館群、柏林國家圖書館、普魯士國家檔案館、伊比利亞美洲研究院、以及國立音樂研究院。其中柏林國家博物館群(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包括柏林的十九座博物和文化藝術機構,暨柏林國家美術館、柏林舊博物館、柏林新博物館、帕加馬博物館、博德博物館、弗里德里希維爾德教堂、油畫美術館、柏林漢堡火車站當代藝術博物館、詹姆斯-西蒙美術館、藝術圖書館、工藝美術博物館、印刷版畫博物館、貝格魯恩博物館、歐洲文化博物館、攝影博物館、沙爾夫-蓋爾斯滕貝格美術館、以及克佩尼克宮。

  自2008年起,赫爾曼∙帕辛格教授成為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第四任主席,管理這個德國最大的文化機構,并帶領基金會成為柏林城市復興工程的最大推動力。帕辛格教授于1959年出生于德國慕尼黑,是世界著名的史古學家,在斯基泰人和跨歐亞草原文明研究領域享有盛譽。1998年,他榮獲德國科研領域最高獎-萊布尼茨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史古學家。2001年6月,帕辛格教授帶隊在俄羅斯圖瓦共和國阿爾贊遺址發現了公元前900年的斯基泰公侯大墓,出土6000多件精美黃金制品,轟動世界。2003-2008年,任德國考古研究院院長。2009年,他被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授予俄羅斯友誼勛章。2011年,他被授予德國功勛勛章。2012年,他被授予德國聯邦大十字勛章。帕辛格教授著作等身,不僅發表過大量學術論文,還著有《普羅米修斯的子孫》、《斯基泰人》和《考古尋蹤》等暢銷考古科普圖書,作品被翻譯成英文、俄文、中文、韓文等數十種語言刊印。

  帕辛格教授:歡迎。我們平時很少接觸到中國媒體,事實上,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和中國的淵源非常深。我們目前所在的這棟別墅是基金會的總部,這里曾經是清朝駐德國公使館的所在地。

  藝術中國:我每次到柏林,都會感受到日新月異的變化。柏林正在經歷城市復興,這種復興不僅體現在蓬勃的經濟和激增的人口,更體現在柏林城市歷史中心地區(注:以勃蘭登堡門-菩提樹下大街-博物館島為軸線的柏林傳統城市中心)的重建和修繕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帕辛格教授:柏林正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城市重建工作,不僅包括了你們在市中心馬路上看到的新鋪的地鐵和重整的馬路,還有今年7月新開放的詹姆斯-西蒙美術館、以及正在緊鑼密鼓建造的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后者總投資高達6億歐元,它們都由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管理。此外,基金會旗下的博物館都在陸續進行大修和重新裝修。

  柏林在向世人展示一座歐洲大都市的風采,這樣的城市需要世界一流的公共文化設施。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承擔著建設柏林公共文化設施的重任。這種建設分為三個層面:首先是硬件層面,柏林的很多博物館始于德國在二戰后的復建,時至今日,很多硬件設施已經老化,館藏條件也需要改善,因此博物館的重新裝修和升級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重點;其次,由于展出空間和條件的限制,基金會管理的上百萬件文化遺產中的很大一部分尚未向公眾展出,我們在創造條件讓它們展現在世人面前;第三,我們在重組各個博物館的展出重點,比如正在建造的洪堡論壇重點展出歐洲之外的文化,它將合并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和柏林人類學博物館,并接受了基金會收藏的大量非洲和美洲藝術品。

  藝術中國:在這樣宏大的城市復興項目中,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但不僅在中國,即使在德國也有很多人不了解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帕辛格教授: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問題。即使在德國,很多人在媒體上看到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的名字時,會對這個名字感到不解,亦無法將“普魯士”與柏林柏林城市歷史中心地區的復建工程聯系在一起。

  1957年,當聯邦德國政府決定成立一個機構來管理原屬于普魯士自由邦的文化遺產時,曾經考慮過很多備選的名稱,例如聯邦文化基金會之類的。考慮到這些文化遺產的管理以及基金會的運行資金需要各個聯邦州的配合和提供,當時聯邦州的代表們不同意使用在機構名稱上使用“聯邦”的字樣,因此最后選擇了“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這個名字。時至今日,我們的工作已經遠遠超出了管理普魯士自由邦之文化遺產的范疇。

  近些年,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出于被動或者主動的原因,公眾曝光度越來越高。我本人作為基金會的主席,非常愿意接受媒體的采訪,包括藝術中國這樣的中國媒體。通過這樣的采訪,我們可以讓公眾更好地了解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了解我們為了德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努力。

  藝術中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正在擴大它的版圖。今年6月,詹姆斯-西蒙美術館建成,預計2020年,洪堡論壇將建成。基金會的遠期發展愿景是什么?

  帕辛格教授:在未來,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旗下的柏林國家博物館群將形成框架合理,分類明確的博物館矩陣。公眾如果對歐洲文化感興趣,他可以去歐洲文化博物館;公眾如果對歐洲以外的文化感興趣,他可以去洪堡論壇;公眾如果對當代藝術感興趣,他可以去漢堡火車站當代藝術博物館;公眾如果對古典藝術感興趣,他可以去舊國家畫廊和油畫美術館。通過這樣的方式,不論是柏林本地人,還是旅客,都能夠很輕松愉快地在柏林享受到世界一流的公共文化服務,而基金會就是這種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者。

  放眼世界范圍,與柏林國家博物館群比肩的博物館機構只有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在的國際大都市,不論是巴黎、紐、還是倫敦,都沒有一個機構在統籌管理公共博物館,他們的博物館隸屬于不同的機構和政府部門,彼此多有重疊。

  在我看來,像柏林國家博物館群和史密森學會這樣的傘狀框架的機構,最便于實現博物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目的。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希望能把柏林國家博物館群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博物館集群,助力柏林成為歐洲文化中心。

  藝術中國:您剛才提到了洪堡論壇,我們知道,洪堡論壇將成為柏林的文化地標。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提供了洪堡論壇的大部分藏品,除此之外,基金會還為洪堡論壇提供了哪些支持?

  帕辛格教授:我先介紹一下洪堡論壇。洪堡論壇是在柏林宮(Berlin Palace)的基礎上擴建的大型博物館,它收納了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和柏林人類學博物館的全部藏品,以及洪堡大學科學中心和柏林市立博物館中的相關藏品,此外,洪堡論壇里還設有電影廳、演奏廳和大型會議室,總投資為6億歐元。擴建工程于2013年6月12日啟動,時任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為工程奠基,預計將于2020年6月竣工。

  值得一提的是,洪堡論壇的中國展廳面積巨大,我們邀請到了王澍先生(注: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第一位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的中國人)主持設計中國展廳的內飾和整體布局,我們希望能突破傳統博物館的陳列模式,和王澍先生一道探索屬于未來的博物館樣式。

  洪堡論壇不僅僅是一座博物館,更是一個公共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基地。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提供了洪堡論壇50%以上的藏品,此外,我們的柏林國家圖書館和伊比利亞美洲研究院為洪堡論壇提供了大量的學術支持,未來我們會在洪堡論壇舉辦各種公開活動和專業學術活動。

  藝術中國:由于歷史的原因,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管理的普魯士王國的文化遺產中,有一部分來自國家。因此,基金會需要面對一小部分德國公眾的批評和爭議。以洪堡論壇為例,從2018年起,部分公眾對是否應該新建洪堡論壇持否定的態度,各種爭議甚囂塵上,您為此多次接受德國媒體的采訪。您如何看待這些爭議,甚至批評?它們是否會令您困擾?

  帕辛格教授:的確,我們不得不花時間和精力來向公眾解釋和說明一些有爭議的話題,比如有些人認為洪堡論壇僅僅是殖義的象征,展出的來自非洲和亞洲的藝術品是殖義者搶奪來的。我和國家的同行聊天時,有時確實會覺得這些爭議令人頗感無奈。但是,我深深地知道,在德國這樣的國家,公眾有權力表達他們任何想法。

  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的管理者,我有義務向這部分公眾解釋和說明。在接受媒體的采訪之前,我會事先咨詢法律專家和行業專家的建議,會通盤考慮總體原則和溝通策略,唯有這樣,才能實現溝通的意義,并達成目標。

  這并不是我們第一次面對公眾爭議,上一次出現公眾爭議是在2012年。2010年,海納∙皮奇伉儷(Heiner and Ulla Pietzsch)向柏林市政府以永久借出的方式捐出150多件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大師作品,估值高達1.2億歐元,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是這筆捐贈的指定信托人。為了給這批藝術珍品尋得一個妥善的展示空間,我們曾經考慮過很多方案,包括將部分古典主義大師作品從目前所在的美術館搬出以騰出空間。每個方案都有優劣,都有爭議甚至批評的聲音。

  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作為這批藝術品的信托人,我們的責任是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讓捐贈人和公眾滿意,同時要綜合考慮現實的可操作性。最終,德國聯邦議會于2014年通過決議,同意撥款2億歐元給基金會,用于在柏林藝術宮的基礎上新建一座專門展出二十世紀藝術品的展館,這就是柏林藝術宮二十世紀博物館(das Museum des 20. Jahrhunderts am Berliner Kulturforum),海納∙皮奇伉儷捐贈的藝術品將在這里永久展出。

  藝術中國:沒想到柏林藝術宮二十世紀博物館的背后有這樣精彩的故事。我是否可以理解為,化解公眾的爭議,最重要的是有積極的人和積極的想法?

  帕辛格教授:是的。在2012年公眾壓力最大的時候,我們是無法預知此事最終會以這樣的方式解決。我們能做的,只能是耐心地解釋,并積極地尋求解決方案。最終,柏林市竟因此獲得了一座新的高規格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可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藝術中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是由德國聯邦政府和16個州共同出資的,我是否可以理解為,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是一個政府機構?基金會在運作上,是否擁有自主權?

  帕辛格教授: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完全由政府出資,基金會的董事會(Stiftungsrat)全部由來自聯邦政府和各個州的代表組成,其中既有聯邦政府文化與傳媒委員會主席莫妮卡∙格林特教授(Prof. Monika Grütters),又有各個州的文化部長或者財政部長。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是一個政府機構。這樣的背景給我們帶來一些優勢,我們可以更好地和政府交流和溝通。

  當然了,由于這樣的背景,我們在面對公眾批評時,要需要更謹慎和耐心地解釋和說服。除了一些重大事項和原則問題需要在基金會的董事會上討論外,我的老板莫妮卡∙格林特教授從不把因素帶到基金會,我們的日常運作是完全獨立的。

  藝術中國:您除了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的工作,還在數十所知名的文化藝術機構擔任董事會成員或者咨詢委員會成員,包括歐洲Enostra董事會成員,奧地利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德國聯邦建筑藝術基金會倡議人等等。這些工作都會耗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您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從而愿意承擔這些工作呢?

  帕辛格教授:主要是出于社會責任感吧。我們作為大型文化藝術機構的管理者,有一點兒管理經驗和業務專長,對歐盟、德國、奧地利等國家的文化政策也比較了解,那自然應該把這些優勢用起來。這些工作確實需要很多時間和精力,因此,我有時不得不推掉一些外部董事會的職務,比如我剛從漢堡歷史博物館基金會的董事會中卸任。

  文化藝術機構的董事會通常要為管理層人選,未來發展戰略,資金籌措,重點項目等事項做出決議,這些都需要周全的考量;一旦這些戰略問題厘清了,文化藝術機構的長遠發展都會有目標有方向。在德國,這些機構的董事會成員通常都來自不同領域,大家帶著各自的專長,群策群力,討論中經常會碰撞出美妙的火花。此外,遇到一些難題,大家也會分享經驗出主意。

  帕辛格教授:上世紀末,我擔任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所長,那時我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野外考古作業。中國在歐亞的東端,德國在歐亞的西側,人類在這兩點之間往來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存在,這是早于絲綢之路的。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多次前往蒙古和中國,和兩國的同行一起工作。盡管我已經不再從事具體的考古研究,但我會關注中國同行最新的研究成果,這是習慣使然。“世界考古論壇∙上海”(Shanghai Archaelogoy Forum),每次都會邀請我參加,可惜總是抽不開身。

  我的第一本中文版書作《考古尋蹤》已經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另外一本《普羅米修斯的子孫》,900多頁,正在翻譯中,很快也將出版。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讀者因此喜歡上考古研究。

  帕辛格教授:我們與中國的合作非常多樣化,既有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與中國政府層面的合作,也有基金下下屬機構與中國相關文化機構的合作。我舉幾個例子吧。今年五月,新上任的中國駐德國大使吳懇先生履新之初就拜會了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德國國家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和浙江大學就珍稀古籍保管和交流達成合作。此外,還有更多的學者和策展人交流等。

  藝術中國:從2018年起,中國已經成為德國旅游市場上第二大客流來源國,中國年青一代對德國文化、藝術和歷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在向中國公眾傳遞德國文化和藝術方面,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都進行過哪些嘗試?

  帕辛格教授:中國和德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參與其中的德國文化機構很多,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是其中之一。在中國,我們主導的規格最高的展覽是2011-2012年于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啟蒙的藝術」(The Art of the Enlightenment),這是2005年中德文化交流項目的亮點,并由兩國元首親自商定。由柏林國家博物館群,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和巴伐利亞國家繪畫收藏館提供的600多件藏品涵蓋了繪畫、雕塑、手工藝品、服飾和科學儀器,向中國觀眾展示18世紀德意志地區的晨光初現。

  至于如何吸引中國游客,如何為中國游客提供更好的博物館服務,這些通常是由柏林國家博物館群所轄的各個博物館和旅游景點直接負責的。

  藝術中國:我的最后一個問題。作為世界范圍內享受聲譽的史古學家,您在學術領域取得了超凡的成就。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您帶著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展現出卓越的管理水平。如果讓您重新選擇一次,在學者和管理者之間,您會怎么選?

  帕辛格教授:我今年六十歲,在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主席的位置上再干六年就退休了。人生沒有回頭路,也沒有舒適通坦的路。

  我曾經在大學享受過安靜的教書匠生活,曾經在寒冷潮濕的蒙古草原上野外考古,睡帳篷一睡就是兩個月,也曾經帶領著基金會面對巨大的壓力和挑戰。我在慕尼黑大學當老師時的那些老同事們,他們多取得了非凡的學術成就,但也需要為研究經費和很多學術管理上的事情分散精力。我在德國考古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中,當擔任了管理職務后,白天的時間幾乎都用來應付各種各樣的管理事物上,我出版物大多都是晚上回家后寫的。

  作為一名學者,可能最美好的人生狀態是:早晨被太陽叫醒,早飯過后,一杯咖啡,然后坐在書桌前,開始寫書。希望等我退休后,能過上這樣的生活。(作者:賈曉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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